臣今日蒙召对资政殿，赐手诏一道，逮朝廷急务，俾之条画以闻。臣以庸昧，谬居近列，论思献纳，乃侍从之职，不能孜孜夙夜，拾遗补阙。圣心焦劳，躬垂清问，阔宥循默之罪，开导浅陋之见，敢不悉情极虑，粗陈大体。上冒衡石，少补尘露，臣子之分，不胜至幸。伏睹手诏云：「西陲禦备，天下绎骚，趣募冗兵，急调军食。虽常赋有增，而经用不给，累岁于兹，公私匮乏」。此足以见陛下社稷之长虑，忧民之深意也。当康定之末、庆历之初，朝廷议刺民兵，增添军籍之时，臣忝谏官，屡上章疏，极言其害。至于今日，事势果然。臣昨在三司，计会天下财用出入之籍，及建隆以来国家畜养兵数，乞朝廷速加图议。盖太祖朝取荆、潭，收蜀，平广南，备河东，禦西戎、北虏，畜兵不及十五万人。太宗朝平河东，备迁贼，禦北虏，料兵阅马，志在收取燕蓟，然畜兵不过四十万人。章圣朝备迁贼，禦契丹，蒐募战士，及契丹请和，祥符已后，稍稍消汰。常语宰臣曰：「今之兵与古不同，古者三时务农，一时教战，民即兵矣，今皆坐待衣食。国家经费至广，不可不慎于选练」。故住招募，斥疲老，以减冗食。至于宝元，几四十年，天下可谓乂安矣。向因夏戎阻命，宰相非其人，虑害不深，事失几先，遂致大扰，始籍民兵。俄黕黥以补军籍，升诸州厢军以充禁旅，增虚名以受实弊。至于陕西、河北、京东、京西增置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挥，武卫七十四指挥，宣毅一百六十四指挥。庆历三年，因王伦、张海等狂贼数十人，更于江、湖、淮、浙、福建诸路又添宣毅一百二十四指挥。凡内外增置禁军约四十二万馀人，通三朝旧兵且八九十万人，其乡军、义勇、州郡厢军、诸军小分半分剩员等不在此数。军人日多，农民日少。顷来七年之间，天下大困，生民之膏泽竭尽，国家之仓库空虚。三边税赋支赡不足，募客人入中粮草，三司于在京给还钱帛，加抬则例，价率三倍。以此度支，大计日窘，外则刬刷诸道之物，中则侵用内帑之财，厚赏聚歛之人，贱立鬻官之令，茍徇目前之急，莫为经久之虑。天下之事可忧者，无大于此也。凡此冗兵，非惟困天下之财用，方且成天下之祸阶，若不早图，后无及矣。且景祐已前，兵不及四十万人，三司岁计不闻有馀；今而入九十万人，则何以得足？此虽愚者亦可见矣。若更加之以横费，因之以饥馑，国家安危之计，臣愚窃甚寒心。臣两曾具此事体敷奏，而中书、枢密院未闻有所改为。即今便有改为，犹须效在累年之后，如救焚溺，缓则益不及矣。然兹事体实大，非君臣同心而上下协济，则事必难成。伏望陛下先且将臣此言详问两府，若别有长策丰财足食，则非臣浅智之所及。若量入以为出，必无术以善于后，则乞严令天下禁止招募军人，令逐路转运使、提点刑狱更出，分按所部州郡，拣选疲老，便与放停，岁须三两次，更互巡历，只依常程，旋旋拣放，无得宣露朝廷密旨。若虽系禁军，其间羸弱惮于教阅，愿退就厢军者，亦听从便。委枢密院点勘军籍，其人数少者即令团并，以省军员。其马军无马者，即与招募；如愿补填步人者，稍与补充近上衣粮优处军分。其有马者即与团并，足成指挥，令堪教习，准备使用。仍诏诸路经略部署司，使体知朝廷深意。有专愎自任、无体国之心者，亦在陛下断自圣心，惩一足以警众矣。此其省兵之大略，至于嘉谋密议，权术几微，则有宥密之司，又非臣所得详知者也。手诏云：「承平寖久，仕进多门，人浮政滥，员多阙少，滋长奔竞，糜费廪禄」。此又以见陛下深思官滥，欲清化源之大旨也。臣不敢远言前代及祖宗朝事，即以景祐年未有边事之时较之，即可知其浮且滥矣。臣曾勾当三班院，约计在院使臣，景祐中四千馀员，今六千五百馀员。臣勘会学士院、两省已上官具员，景祐中四十馀员，今六十馀员。臣任御史中丞，将本台班簿点算，景祐中京朝不及二千员，今二千八百员。臣判流内铨，取责在铨选人，毕竟不知数目，大约三员守一阙，略计万馀人。十年之间，所增官员之数如此，若更五七年后，其将奈何！员数既多，贤愚同滞，才不才又难分别，劝罚不立，士鲜全行，此则天下之所以日不理也。今略数入仕之门，礼部、贡院所放进士、明经外，近例率以举数编排别试，名恩泽人，每榜不下三数百人。文臣两制、两省、少卿监以上，每岁奏荫子弟；诸路转运使、提点刑狱、正郎及带职员外郎遇郊恩，例得奏荫子弟；武臣自诸司副使、军职大校以上，至于宫掖嫔御、内臣近职，每岁或遇郊恩，奏荫皆有常例。又文武官因职任或致仕、遗奏及诸色特恩录用者，又诸班殿侍、三司、军大将、内外胥吏牙校出职，如此计会，每岁入官之路徼倖攀援，日生新例，不可胜数。糜费廪禄，烦扰吏民。经营阙次，因缘请托，各为身计衣食之所迫逼，奔竞滋长，势使之然。澄源培本，在陛下命令而已。乞令中书、枢密院各具逐年诸色入仕名目及人数，取其徼倖弊滥尤甚者，逐色别立条约，稍加裁损。其属三司、殿前司、群牧司等处酬奖条贯，亦乞各委明敏练事近上官员，重行详定。臣闻先朝以前，虽将相大臣之家子孙，犹多白衣未仕者。今自少卿监以上，辄每岁任一人，不亦过乎！如此之类，可谓徼倖弊滥尤甚者，稍加裁损，未为伤事也。若只因循今日之例，人浮政滥，转恐甚矣。手诏云：「牧守之职以惠绥吾民，而罕闻奏最；将帅之任以威服四夷，而艰于称职。岂制度未立，不能变通于时耶？岂简擢靡臻，不能劝励于下耶」？此又以见陛下爱恤烝民，不忘边患之意也。臣请只以祖宗时事言之。祖宗之时，文武官不立磨勘年岁，不为升迁资序。有才用名实之人，或从下位便见超擢；无才用名实之人，有守一官至十馀年不改转者，其任监当或知县、通判、知州，有至数任不得迁者。故当时人皆自勉，非有劳效，知不得进，故在所职次，率多修举，以其用人无定格，惟才是用。自祥符之后，天下治平，朝廷之议益循宽大，故令自监当入知县，知县入通判，通判入知州，皆以两任为限；又令守官及三年者，与考课改转；后又不限在外在京，在任不在任，但累及三年，即例得磨勘。先朝行之，人始知恩，未见有弊。及今年岁深久，习以为常，皆谓如此迁升，本分合得，无贤不肖，莫知所劝。故牧守之职罕闻奏最，此实制度不能变通于时者也，陛下如欲变而通之，合稍釐革此制。其应磨勘叙迁者，必有劳绩可褒，或朝廷特敕择官保任者，即与转迁；如无劳绩，又不因保任例，更增展年考。庶乎人稍知劝，勉于自效。其保任之法，不当一例，应须选择清望有才识之人，即命举之。如此，则是委执政之臣举清望官，委清望官举亲民官也。有阙员，随员数令举，又足以见圣恩急才爱民之意。此亦小变今弊矣。至于将帅之任，在驾驭得术，仍宜久于其职。李汉超自太祖时任济州防禦使兼关南兵马都监，至太宗朝擢授应州观察使，仍守关南，通十七年，胡虏畏服，不敢窥边，止得一改官而已。太宗任郭进西山巡检二十年，贺惟忠守易州十馀年，李谦溥守隰州十年，姚丙斌守庆州十馀年，董遵诲守通远军十四年，侯赟守灵州十馀年，真宗任杨延昭守高阳关亦九年。假之事任，阔略其细故，不为间言轻有移易，责其成效而已；又不与高官，常令其志有所未满，不怠于为用也。今则不然，武臣指边郡谓之边任，假之为发身之地。历边任者曾无寸劳薄效，不数年径至横行刺史、防团廉察。能饰厨传熟于人事者，即以为才。而又移换改易，地形山川未及知，军员士伍未及识，吏民土俗未及谙，已复去矣，将何以服四夷而得称职？是由拣擢未得于理，故下不知所以劝励者矣。愿陛下鉴祖宗之故事，重爵赏以待功劳，责久任以劝能效，亦驭将帅之一节也。手诏云：「西北多故，虏变难常，献奇谲空言者多，陈悠久实效者少。预备不虞，理当先物」。此可以见陛下安不忘危，思患预防之远虑也。国家自祖宗以来，不急于四夷之功，以爱民安人为上急而已。昔太祖但以丰财练兵保边为事，尝积帛内府，谓左右曰：「北虏若敢似昔时犯边，我以二十匹绢购其一胡人首，料其精兵不过十万，我用绢二百万疋，此虏尽矣」。壮哉！圣人之谋兵法，所谓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者也。臣前所陈国家畜养冗兵，竭天下之力而且成祸胎矣。今每岁天下赋税之外，只东南和买䌷绢，自是三百万疋，而衣赐诸用度犹不能给，则公私安得不匮乏哉！此乃不待戎狄之患，而我固已先困矣。备预不虞，理岂如此？臣愿陛下试详臣前言，减兵节用，择吏选将，重慎赏罚，以明劝宠。以春夏之月，稍移边兵就食内州，稍减边骑就牧内地，边费省则国计足，民力宽，然后外谨信誓，内完守备。悠久实效，无先于此；奇谲空言，又何足听！此亦先物之理也。伏惟陛下至仁盛德，高明博大，劳谦寅畏，以求理要，斯帝尧之询于众，大禹之不自矜，先格王之懿迹，陛下裕然而有之。臣愧于顽疏，不达治道，据诏问所及，谨以近事上对，其诏旨所不及者，亦不敢僭易有陈也。干冒天聪，臣不任陨越待罪之至。

宋兴，承周制，置集津之运，转关中之粟，以给大梁。故用侯赟典其任，而三十年间，县官之用无不足。及收东南之地，兴国初，始漕江淮粟四五百万石至汴。至道间，杨允恭漕六百万石，自此岁增广焉。